大象新闻·东方今报首席记者 梁新慧/文  张晓冬/图

早在读书期间，他就出版了《风雪定陵》。不成想，一下子火了。

此后，他一鼓作气，又陆续撰写了《复活的军团》、《西汉孤魂》、《万世法门》、《日暮皇陵》等10本考古文学书籍，和《风雪定陵》一起组成“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以文学的方式讲考古，以考古的方式讲历史，以历史的视角关照当下，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体验。

本想着，他会照着这条路径走下去。结果，他笔锋一转，聚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李庄往事：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纪实》、《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批作品面世后，还觉得不过瘾，于是，皇皇170万字的《南渡北归》问世，大红大紫，累计销量超400万册。

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是岳南。

十多年后的2022年，岳南再一次令读者瞩目。他重返考古现场，携带着67万字的新作《岳南大中华史》呼啸而来。前不久，他和俞敏洪一起做客东方甄选直播间，5分钟内7000本新书即告售罄。

7月30日，岳南携《岳南大中华史》做客郑州海汇港尚书房，与文学评论家单占生、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马达畅聊“考古发现与历史叙事的对比见证”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延续”。分享会开始前，他接受了大象新闻记者的采访。

【一】
几十年写作成就《岳南大中华史》，“我的心是铁打的”

（2019年6月，大象新闻记者梁新慧在郑州专访岳南）

“岳老师，您好！2019年6月，同样是在郑州，咱俩深聊过一次！”7月30日下午2点，岳南出现在采访现场，看到大象新闻记者，岳南直言“记得，记得，那次聊的很愉快”！

简单寒暄，爽快落座。和三年前相比，身穿深色T恤的岳南多了少许华发，精气神儿饱满依旧。

采访直入主题，不绕圈子：《岳南大中华史》因何而来？

 （《岳南大中华史》精装本）

“这本书是在此前几十年采访、写作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梳理，补充了大量材料，融入了当下最新考古成果的产物。”岳南直言不讳。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岳南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班时期，就创作了考古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这是岳南的头两本书，也是他的毕业论文。

此后，《寻找祖先》《越国之殇》《旷世绝响》《西汉孤魂》《万世法门》《绝代兵圣》《千古学案》《日暮皇陵》《天赐王国》纷纷出版。后来，商务印书馆将这11本考古文学作品结集出版，这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

这些作品都是一本书讲一个遗址或陵寝的发掘，除了描述发现发掘过程，还要详细介绍出土或被劫掠破坏的文物。如果用戏剧类比，就像是独幕剧，人物、故事、唱词唱腔或布景都是独立的，演完就谢幕了。

而《岳南大中华史》则不同，它是一个多幕剧，或电视连续剧，每一幕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文明，当然也有故事。自人类的起源猿人起，经智人——人——创造文化的人——创造文明的人——夏、商、周、秦、汉、唐、明、清、民国，这样一路下来，用发现发掘的遗址遗物或帝王陵寝连成一条线，就是大中华的历史。

（分享会现场）

“有人说这个角度比较刁，以前没见过这个写法的，我说，那就对了。”岳南说，创作这部《岳南大中华史》，让他想起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作品《人类群星闪耀时》，无论平凡还是伟大，人们都曾拥有星光璀璨的时刻，无论是喜是悲，人类都需要这种时刻，因为它是人们内心与生活共振时发出的最强震颤，是最和谐最精彩的片段。

记者每提一个问题，岳南总能侃侃而谈。不知不觉40分钟过去了，工作人员上前提醒岳南，距离直播还有20分钟，先休息一下吧！

“不休息，不休息，我的心是铁打的。”岳南一席话，惹得大家哈哈一笑。

 （《岳南大中华史》平装本）

【二】
直播五分钟卖了7000本，“不是我厉害，而是平台厉害”

《岳南大中华史》，直接以“岳南”二字领衔，霸气十足。

“这是出版社帮我定的书名。”岳南笑着说，此前，曾考虑过《岳南写大中华史》《岳南谈大中华史》《岳南解读大中华史》，但最后还是去掉了“写”“谈”“解读”字样。 “大中华史”，名字很大，简单直接，让人一看书名，就知道书的内容。

这本书是在梳理此前作品的基础上而来，那么，此前的一本书变成了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岳南是如何取舍的？

“此前11本考古探秘纪实作品，比较全面，这次是把每本书的前两个章节重新组合了一下。这是因为，前两个章节基本上介绍了遗址或者考古发现的性质、过程，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岳南说，他是把此前作品最精彩的部分拿过来，像一根线一样串起来，遂成就了《岳南大中华史》，虽不全面但很好看。

岳南透露，现在大家看到的《岳南大中华史》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粗线条的连接，细的方面和光滑的线条并没有建立起来，如《岳南大中华史》中的宋代、元代等朝代就没有描述，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有代表性的遗址、遗物来加以阐述发挥。

“这个工作还要做下去，接下来，我准备采访考察，最终要用80个左右的考古遗址、考古发现，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文明史有机地串联起来。这样，从形式到内容，就是一部史书的样子。”岳南说，估计整个《岳南大中华史》完成还需要四部或更多，当然最多不超过十部，如此就较为完善了。

借助网络平台的力量，往往能为图书销售插上飞翔的翅膀。对此，岳南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

今年7月10日，岳南和俞敏洪在俞敏洪的直播间进行对谈，直播间在线近2万人。当天晚上9点半后，两人转至东方甄选直播间，和网红主播董宇辉一起直播畅谈，在线人数高达35万人，在短短5分钟内，《岳南大中华史》卖了7000本，以至于该书的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仓库都卖空了，不得不迅速加印。

（岳南拿出手机，让记者看当时的直播场景）

说到当天的直播，岳南兴奋地拿出手机，让记者看当时的直播场景。

“这次直播，让我充分感受到了网络的力量、平台的力量。不是我厉害，而是平台厉害。”说到这里，岳南笑言，虽然自己不是第一次做客直播间，但这次直播效果最好。

 （岳南）

 【三】
从历史考古到纪实文学，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出生于1962年的岳南，是山东诸城人，与作家王愿坚、藏克家是同乡。

1979年高中毕业后，岳南没有考上大学，作为农村娃，他只能回家种地。与土地打交道的两年，让岳南对人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于是，他报名参军。

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都是宝贝，自然很顺利进入了军营，成为边防武警中的一员。这一年，是1981年年底。在军营中刻苦学习的他，于三年后进入军校学习。

在军校学习一年，他就作为人才调到了山东武警总队宣传处，成为一名报道员，“终于吃上猪肉炖粉条了”。从此之后，他负责编播报道，写解说词，拍节目，然后就走上了写作之路。

岳南记得很清楚，1985年8月1日，《武警报》发表了他的散文《我与祖国》。这也是他的处女作。

当了4年新闻干事后，岳南于1989年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两年后一毕业，我就到了武警总部电视制作部，负责《人民子弟兵》栏目的新闻采访和制作。

1994年，通过不断的努力，岳南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班。当时，他曾先后师从王愿坚、童庆炳等教授，亦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师弟，在读书期间也多次向莫言请教。之后不久便创作了影响颇大的《风雪定陵》，这也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那时候，我和女同学去十三陵，参观了定陵之后，深受震撼。当时就想，能不能写写定陵发掘和定陵主人万历皇帝的故事。”岳南笑言，那时候自己就是个穷学生，如果能写本书大卖，请女同学吃饭就有钱了。

不成想，《风雪定陵》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至今畅销不衰。

（岳南“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

从岳南首次尝试创作开始，迄今已有20多年时间。自90年代以来，岳南著有考古、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复活的军团》、《千古学案》等十一部“中国考古探秘纪实丛书”作品。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考古作品，让他开始关注民国时期这一批大师。先有《李庄往事：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心纪实》、《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陈寅恪与傅斯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后不断扩充，继而写成了百余万言的《南渡北归》。用岳南的话讲，从历史考古到纪实文学，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20多年来，我写了20余本书。这个数字不少也不多，至于它们的艺术水准乃至在文学长廊中的地位，那就交给历史来检验吧！”岳南说。

 （岳南为读者签名）

【四】
耗费八年心血创作《南渡北归》，令人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很多人认识岳南，是从他的考古报告文学作品《风雪定陵》开始的，而真正让岳南火起来、奠定其江湖地位的作品，则是他耗费八年心血创作的《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全景描述了20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然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这是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着，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傅斯年、钱钟书等。

整部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多位读者感言，也许是年龄与时代的原因，读《南渡北归》第三部更有味道，欲哭无泪。当“南渡残生梦独多”和“北归残梦终成空”时，历史还原了真相。同为天涯两岸的民族，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却隔不断血脉相连的相思之情。

（《南渡北归》）

《南渡北归》第三部，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这部作品已经出版八个年头了，还算比较畅销，目前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一百万套。 我也于2011年10月被聘为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亚州周刊》把这部作品评为2011年全球华文非虚构类十大好书冠军。”说起这部书，岳南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

 （岳南）

【五】
因创作考古文学结缘李庄，继而开始关注那一批知识分子

在创作、聚焦这群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之前，岳南先后出版了11部考古文学作品，十分畅销。

一向擅长考古写作的岳南，为何开始关注这批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呢？用岳南的话说，缘起还是考古。

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前夜，他到四川考古研究所采访三星堆文物发现、发掘的事。结束后，一人来到露天广场喝茶，心中似乎有一种牵挂，有一种情愫挥之不去，通俗地说就是觉得有一件大事因缘未了。

深思良久，岳南突然感到上帝在叩击他的额头，一个到宜宾市李庄镇看看的念头，闪电般爆出。于是，第二天他便搭车去了李庄。

他之所以忽发灵感决定到这个地方，实因有段前缘，这便是以前写过十几部考古题材如《风雪定陵》等纪实类著作，参考的文章和采访的考古学家，都会不时提到李庄这个神秘的地方，即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几家学术机构流亡的地方，学者们在这个川南一隅创造了学术史上一段精彩传奇，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歌可泣的一页。这一切，促使他奔向心中的圣地和在那块圣地上流传的故事。

辗转来到宜宾江北的南溪县，又从南溪乘船过江来到李庄，到了那里才得知，李庄不是他想象中的村庄，而是川南一个古老重镇，有宏大的九宫十八庙和几个庄园式建筑物保存至今，也正是这些建筑，才使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包括学校师生一万多人来避难，致使这个已沉寂多年的古镇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处是重庆、成都、昆明）。

（《南渡北归·南渡》目录）

“在这里，我看到了当年流亡于此地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及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居住的地方；看到了中央研究院一批大师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李方桂、吴定良、陶孟和、向达、吴金鼎、曾昭燏、夏鼐等在李庄效外板栗坳办公的’田边上’等建筑；当然还有人数最多的同济大学师生居住的几处庙宇楼舍。”岳南说，在瞻仰遗存的过程中，听当地乡亲讲述大师的往事，而这些人与事像槌子一样敲击着他的心房，在大震撼、大感动的同时，决定写一部书作为永久的纪念，这便是读者看到的《南渡北归》先声之作——《李庄往事》问世的经过，也是这一“宏大叙事”写作的缘起。

 （分享会现场，读者拍照留念）

【六】
是什么震撼了我的心灵？是大师展现出的不屈的精神风骨

当岳南进入李庄并察看了流亡知识分子居住的地方后，心中就起了波澜。

原因很多，比如此地偏僻，生活艰苦，得病无处医治，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如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妻子、翻译家沈性仁，考古学大师李济的爱女等，就因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去世，而林徽因、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因肺病差点命赴黄泉，真可谓贫病交加。

当时梁家穷得已吃不上饭了，梁思成把心爱的手表、皮鞋甚至外国友人费正清夫妇赠送的一支派克钢笔都卖掉了，为的是换一点粮食和医治林徽因的药品。他们的孩子梁从诫，冬天只能穿一双草鞋上学，结果冻出脓疮，久治不愈，受了很多苦。

这一切，只是让岳南哀叹与悲伤，还不足以惊讶与震憾，因为当时全国军民都处在一个艰苦卓绝的抗战生活中，比这还要惨烈的例子很多很多。

那么，真正让他产生心灵震撼的是什么呢？这便是大师向世界展现的不屈的精神风骨，只要活着，那怕只有一口气，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忧人，不自暴自弃，相反的是血脉偾张，灵性飞扬，散发出一种坚硬如石的特质。

“比如患有严重脊椎病、身穿铁背心用以支撑身体的梁思成，经常趴在桌子上用一瓶子支撑下额坚持写作、绘图，而他的爱妻林徽因与他的二弟、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因患严重的肺结核病，躺在病床上分别编辑《中国营造学社学刊》与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报告。梁思成于战后出版的轰动世界学术界的著作《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就是在李庄的六年中完成的。”

当然，这样伟大的学者不只梁家兄弟。与梁著匹敌的，还有董作宾所著的《殷历谱》，被陈寅恪先生高度称赞并誉为“抗战八年第一书”。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流亡李庄的同仁，还撰写了数部著作与大批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

这一种努力奋发的精神，连当时前往李庄考察的美国驻中国使馆新闻处官员、汉学家费正清都产生心灵震憾并怅然太息曰：如果是西方国家的学者面临这样一种环境与生活，早就跑掉了，也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在抗战中忍辱负重，越挫越勇，取得了如此伟大的学术成果，这个成就与精神是中国知识界的光荣，也是人类历史的光荣。

（岳南作品）

正是因为这些，岳南对流亡于此地的学者大师们感佩的同时，也在心灵中产生震憾并于震撼中决定去搜寻他们的足迹和在各处流传故事，以便写出更好一点的作品。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南渡北归》。

 （岳南）

【七】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岳南曾作过深入的思索

《南渡北归》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傅斯年。有意思的是，岳南在这部书的创作过程中，其写作语言和技巧，采取了傅斯年的路数，进行了大胆尝试。

岳南是山东人，书中用的是家乡山东底层人民的语言和文字结构方式，某些句子也直接以山东人约定俗成的说法应用到文章中。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评价：一是说笔力或者说语言给读者的印象是老到的，蓬蓬勃勃的，酣畅淋漓且具有生气，充满了一种欢欣的味道。另一种则认为这种语言是粗俗的，低级的，缺乏高雅的文人之气且带有一股令人不爽的邪味与江湖之气。

在傅斯年看来，中国文学若干文体的生命仿佛像是有机体，即是由生而少、而壮、而老、而死的生命个体。如兴起较早的四言诗，何以只限于春秋之末，汉朝以来的文人士大夫却作不好，其间只有一个陶潜以其世之罕见的天才作成一个绝无对偶的例外？为什么五言起于东汉的民间，曹氏父子三人才把他促成文学的大体制，且独霸六朝的诗体，而唐以后竟又退居后列？七言造胎初期不显，为什么到了李杜才成大章法，而宋以后，大的流变又空了呢？

对此，傅斯年的解释是：所有这些大文体，也都不像有千年以上的真寿命，都是开头来自田间和底层的人民之间，后被文人骚客借用了，遂登了大雅之堂，更有些文人继续地修整扩张，弄得范围极大，技术极精，而原有之动荡力遂衰，以至于到了最后只剩了一个空躯壳，为后人抄了又抄，失去了扩张的力气，只剩了文字上的生命，没有了语言上的生命，一切的文章几乎莫不如此。

若把这一文学史中的大问题弄明白了，文学史或者可和生物史同样可观。至于如何避免这一文学创造力循环消亡的办法，傅斯年提醒他的学生与文学研究者们：“把发生学引进文学史来”，就是文学的批评、改进、创造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

面对读者对于《南渡北归》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岳南曾作过深入的思索，仍认为当初的选择和采取的方式方法及语言结构是对的，而作品的销量与评论家的评价，也在不断地证明着这个选择的正确。由此，他为受到傅斯年文学理论的启发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并达到了预期效果而感到庆幸。

 （岳南和读者合影）

【八】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化在就会复兴

2011年，岳南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开始筹备新书《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本来就对梅贻琦充满敬佩的岳南，得以在新竹清华大学里搜集更多关于梅贻琦的史料，甚至连一些小文章，他都不放过。

“那段日子里，除了讲课，我把精力都花在这本书上。 ”岳南说，一开始，对方要求写五十万字，最后写了一百万字。

无论是这本书，还是至今依然畅销的《南渡北归》，都是岳南耗费多年心血的力作。

（《南渡北归·北归》目录）

（《南渡北归·离别》目录）

写《南渡北归》时，岳多次奔赴湖南、云南、陕西等地采访，遇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岳南就徒步前进。深入的采访和扎实的文学功底，让《南渡北归》被不少喜欢纪实文学的人奉为圭臬。

奔赴多地采访，多年才能创作一本书，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

岳南说，他一直被这些大师的风骨和情怀所感动，甚至“爱”这些大师。相对于这些大师在战争年代的困难，他的困难不值一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后，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就走上了“南渡”之路。师生先到达长沙，三校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师生继续南下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诞生。在烽火连天的年代，西南联大持续了8年11个月，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延续了中华文化的火种。

在岳南看来，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民族只要有文化在，就会复兴。

那个时代，中国的教育形成了一座喜马拉雅山，并形成了一座珠穆朗玛峰，这个珠穆朗玛峰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代，也是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也就是那个时代产生了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诺奖获得者，产生了后来“两弹一星“的诸多功勋人物。

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的产生，和梅贻琦先生有着不能分割的关系。这也是岳南对梅贻琦敬仰有加并要单独成书的初衷。

“依现代人的眼光看，民国已成为过去时，但像梅贻琦、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大师级人物，并未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走远，仍然感到伸手可及。”岳南说，这批大师的人格风范与人生境界，无形中在人们心中竖起了一坐标杆。

 （岳南）

【九】
为什么现在没有大师了？那是因为“物质代替了精神”

上世纪前半叶，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感叹于世界学术进步之快，曾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事隔多少年之后，许多看过《南渡北归》的读者对岳南说，他们最先惊讶的不是书中描述的艰难与纷乱，而是感慨那个时代的大师之多，学问之好，天才之广。还有有的读者甚至说，一眼望过去，那些名字犹如灿烂群星，光彩耀眼，震憾人心。于是，便有了类似克罗伯那样的迷惑与疑问。

关于这个问题，岳南在书中或明或暗地解答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大师云集的时代共发生过两次。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天才人物群体涌现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百家之后开始凋零，百花齐放不再；第二便是清末民初，也就是书中描述的那些人物出生与成长的年代。

岳南说，如果对春秋、战国与晚清、民国这两个大时代加以分析， 便不难发现，大师的产生需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政治生活与文化氛围的宽松自由，即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柱为依托，才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老少两辈交相辉映的局面，才有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西南联大学子日后斩获诺贝尔奖的实力，才有了“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1941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三十周年校庆时，国外大学贺电内容）的大学教育发展的神速与成果。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的环境，且不说大师，就是小师也培养不出来。

如今，很多人都在感叹，现在已经没有大师了。

而在岳南看来，大师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传承的，只是我们的传承断裂了。另外，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即便当年那么贫困，他们也不曾放弃。

费孝通这样评价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

这个“志”，按费孝通的解释，第一是爱国，第二就是视学术为生命。这是那一代学人精神上的共同之处。而现在又有多少有这样想法的学者呢？

用费孝通的话说，“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物质代替了精神，这应该是现在没有大家都认可的大师的原因。

（岳南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