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作家善于“挖坑”，有的作家适合“凿井”，李佩甫属于后者。

晚春时节，郑州这座城该绿的叶绿了，该开的花也开了，70岁的李佩甫生活按部就班：散步与读书。

“能够从大杂院连骨碌带爬地走出来，是阅读拯救了我。”李佩甫毫不掩饰对读书的推崇，“我有幸找到一支‘笔’，稀里糊涂做了喜欢又适合自己的事，我得好好握住它。”

对即将到来的“世界读书日”，他说，阅读是对生活最长情的告白。

1953年出生的李佩甫成长在河南许昌一个大杂院内，字还认不全的时候，就到处找书看，但凡带字的纸片都要拿来翻一翻。“书本提供的是一个个生活的‘沙盘’，一些烫眼的句子，一些不同的生命体验，对人的一生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参照作用。”童年时的阅读体验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直接引导他走上了写作之路。

写作过程中，李佩甫在以家乡为中心的文学地域版图中，发现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平原。从此一马平川的豫中平原成为李佩甫的据点，他以“地子”的身份开始了对平原的抒写。2015年，李佩甫代表性长篇小说《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写作就是把生活的黄豆，泡成长着根须又有着翅膀的豆芽。”在很多人眼里，李佩甫不是天才型的作家，而属于苦修派，通过一年年的坚持，“咬住”一支笔对社会生活做出有深度的艺术表达。

“我坚持认为不管怎么写、写什么，都是作家对社会发出的声音。我坚持认为，文学不应是大众的附庸，而是人类生活的先导。”

　　李佩甫在郑州商都遗址公园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安摄

从“姥姥的村庄”到“文学的家园”

草地：都说童年是作家创作的母题，您也说过：“我真正的文学生涯应该是从回忆童年开始的”，童年经历对您日后写作有什么影响？

李佩甫：我出生在许昌一个大杂院里，五行八作的人都有。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记忆中肚子总是很饿，为了混三顿饱饭，每个周末和寒暑假我都会步行二三十里到姥姥的村庄去，所以，我的童年基本是在姥姥的村庄度过的，我所受到的乡村生活熏陶也主要是童年时期。一个小孩在姥姥的村庄走来走去，不自觉会用一种外来人的视角打量，很多村里人觉得平常、平淡的事，于我却非常新鲜，那段记忆也成了我日后写作的储备。像《黑蜻蜓》中的“小脏孩”和《红蚂蚱 绿蚂蚱》中的“我”，都有童年的影子。

另一个对我影响较大的经历是姥姥的“瞎话儿”。那时农村的夜特别黑，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偎在姥姥怀里听她“拍瞎话儿”，就是讲故事。每晚一个“瞎话儿”，总也讲不完，姥姥当时已经半瞎了，记忆力却惊人地好，枝枝梢梢都讲得很清楚，我就是在这些“瞎话儿”里泡着长大的。后来姥姥去世了，“瞎话儿”却留着，我小说中的神秘性、传奇性也主要来源于姥姥的“瞎话儿”。

草地：您在城市出生，却将大部分笔墨倾注到乡村，比如《小小吉兆村》《羊的门》《生命册》等，写作专注点几乎都是农村生活的变化，农民命运的变化，为什么？

李佩甫：我虽然出生在工人家庭，但少年时期，很多时间都是在姥姥的村庄里度过的，我就是一个“小脏孩”，一手挎着草筐，一手拿着铲子，在乡野里跑来跑去，成为一个“编外”的割草孩子。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平原上各种各样的草，在很多时间里，我觉得自己也成了平原上的一株草。

到了中学时代，我下乡当知青，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干着各种各样的农活，依旧是与草木为伍。那个时候，我知道“瓦块云，晒死人”，知道“麦忙不算忙，要忙还是桑叶长”。作为知青生产队长，我经常跟一群支书、队长去公社开会，我很自豪走在他们中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打量着一个个太阳高悬的日子和无边的田野，品味着光脚蹚在热土里的感觉，我觉得我跟土地的颜色一样，这些生活记忆已经浸润到我的血液中了。

草地：从1978年第一篇作品《青年建设者》公开发表到现在，您已在创作这条路上走了40多年，当初如何从一名技术工人走向文学创作这条路的？

李佩甫：青年时期，我是一个没个人志向的人，抱着为国献身的意念走到乡村，虽不知要干什么，却很有激情，时刻准备着，随时把自己交出去。1974年，当知青的第三年，我被推荐到许昌上技校，上学期间负责办黑板报，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尝试写作。

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机床厂当技术工人，夜班空闲时候就读读书，写写文章。当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寄给了《河南文艺》，没过多久就接到了公函，邀请我去郑州改稿，当时很兴奋，第二天就请假去了，八天改了八遍，改得面目全非也没能发出来，很受打击。回去后结合自己的经历，又写了一篇《青年建设者》，讲的是一位年轻技术工，怀着一腔热情为祖国建设事业奉献青春的故事。这篇文章登在了1978年《河南文艺》第一期，当在目录上看到“李佩甫”三个字时，我就想着一定要继续写。

草地：您曾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对我来说是一锤定音的”，您在写作中会有如何开端的焦虑吗？

李佩甫：我写作比较讲究文学情绪，一定要找到语言行进的方向，也就是作品开端的第一句话，才能顺着这个情绪走下去。写《生命册》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找到第一句话，我把已经写好的8万字全部废掉。然后就去下乡当知青的地方，住了三个月，重新去熟悉那片地域，才有了“我是一粒种子”的开端。

草地：您觉得写作中最难和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佩甫：写作最难的就是重复，认知的重复、情绪的重复、想象力的重复，每次都希望能避开，但又不能完全避开，这是最痛苦的。所以每一次写作都应该是重新开始，要把上一篇的文字情绪全部熄掉，但思维是有惯性的，你想重新开始，未必就能重新开始。

情感是写作的灵魂。作家情感的真诚度对作品质量有很大的影响，文字骗不了人，一旦进入文学深处，就藏无可藏。

很小的时候就吃到了“文字里的面包”

草地：您的文学之路靠什么来引领和滋养？

李佩甫：我的人生得益于阅读，是阅读拯救了我，它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吃到了“面包”，文字里的面包。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父亲是一名鞋厂工人，三代赤贫。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了大量的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写信填表都是我。

因为父母都不识字，所以我是野读、乱看，凡是有文字的东西都找来。我同学的父亲清华毕业，家里有很多藏书，但由于时代问题，他家的书都锁在柜子里。想看而不得，是非常痛苦的，那时就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去找同学换书。

我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古丽雅的道路》，就是从那位同学家里借来的，正是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也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这是一本有气味的书：面包的味道、果酱的味道，还有沙发、桌布和羊毛地毯的味道。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包，但在中国最饥饿的年代，我却吃到最鲜美的“面包”。

到青年时期，回城上了技校，我一下子办了四个图书馆的借书证。是阅读让我认识到世界很大，让我知道什么是苦难深重，什么是高贵，什么是优雅。在书里，我看到了巴黎圣母院，我读到了各种各样的生命状态，我知道“好”的标尺是什么。

草地：您这一代“50后”作家，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大繁荣，大量现代文学译作出现，您曾说自己“张开所有的毛孔拼命地去吸收”。

李佩甫：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个时期，适逢改革开放，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进入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开眼界、大量“吃进”的时代，也是我几十年以来阅读量最大、最密集的一个时期。初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当震惊，开篇第一句至今难忘：“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种叙事、思维方式，带来的是对历史的穿越、对生命的整体关照。我们几乎都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多作家在一段时间内，都会忍不住地用“多年以后”这种表述方式。

这个充电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见识了好的文字是什么感觉，那个阶段也出现了很多模仿性作品，但我这个人模仿力不够，我又逐渐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平原”，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和写作能力，建立了自己的文学自信。先是学习，然后是“走出”，只有走出才能创造出民族的文本。

草地：您怎么看待阅读？

李佩甫：阅读是非功利的，是一种滋养，是丰富人生、开阔视野、清洗自己的最好方式。阅读也是提升自身的唯一捷径，它在你面前摆下很多“沙盘”，让你看到你未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人生，走进你所不熟悉的生活领域，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对世界、人生的认知。

在文学创作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平原”

草地：您时常强调要“找到自己的领地”，您这一代作家有很多都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比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周、刘震云的延津县，您的写作领地是什么？

李佩甫：“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我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浸泡出来的。

我做技术工人时，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从工人生活开始写，但总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看了很多国外著作，吃了一肚子“洋面包”，却没有消化的能力，那个阶段写得很苦，找不到方向。每天晚上，我都像狼一样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甚至勉强地去虚构编故事。我知道，必须要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打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1985年，我想起童年生活，想起姥姥的村庄，原来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还没有写，于是就有了《红蚂蚱 绿蚂蚱》。那时我发现，我把对于乡村的记忆写了出来，我是有土地的。作品发表后，在文学圈产生了一些影响，自那以后我找到了自己的出发地，就是我最熟悉的家乡，写作方向从这里开始了。

草地：所以您的写作领地是从姥姥的村庄一步一步开始扩散的？

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向，但这只是个开始，后来我延续这个方向又接连写了《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村魂》等几个中篇，进一步坚定了“从我最熟悉的领域出发”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写作领地先是由家乡的那一块地方开始，而后慢慢铺开到整个平原。

这个平原既是一块真实的地域——豫中平原，也就八九个县份的大小。这个平原又不是具象的，变成了我心中的平原，是重新再造后的一块土地，是我对中原文化一次次认识再认识后形成的。

在文学创作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觉，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在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痛感的。

草地：《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被称作“平原三部曲”，这三部作品有什么内在关联吗？

李佩甫：实际上它们是相互独立的。《羊的门》是写“草”的，把人当作植物来写，写这块土地上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城的灯》主要是写农村人的“逃离”，写对“灯”的追逐与向往；《生命册》是我对脚下这片土地认识的阶段性总结，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草地：您说写完《羊的门》才觉得自己是一名真正的作家，为什么？有人认为您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是《羊的门》，您自己最喜欢《生命册》，如何评价这两部作品？

李佩甫：在《羊的门》之前我写过很多作品，也获过奖，但总觉得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虽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我建立了一些文学自信，也慢慢找到了写作的方向，但还是羞于说自己是个作家。《羊的门》实际上是我写得最顺利的一部长篇，一年半完成。前面一气呵成，结尾修改八次，我完全尽力了，我奉献了一块领地。

《生命册》是我写得最努力的一部书，历经5年，将50多年的生活经验和30多年的写作经验重新盘点。主人公吴志鹏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他是中国社会巨大变化中的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他身处时代旋涡时的清醒和抽离，对故乡的愧疚、牵涉和羁绊，更像是我的“自省书”。

　　李佩甫在郑州一家书店内阅读。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安摄

文学不应是大众的附庸，而是生活的先导

草地：写作40多年，您的创作过程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李佩甫：每一次创作都是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的过程，创作大部分时间都是痛苦的，面壁的时间远远超过顿悟。有时候会把十天半月写出来的东西全部撕掉，因为没有情绪，没有感觉，进行不下去，但有些时候甚至不需要搭架子，里面的人物写着写着自己就跳出来了，创作就是一个不断经历瓶颈并突破瓶颈的过程。

1985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我写作情绪最饱满激越的时期，那时一天可以写8000到1万字，因为进入了自己的记忆和情感深处，找到了领地。这个时期创作生命力的勃发，有对乡村记忆的怀想，也有对乡村历史的追溯，还有对当时乡村变化的思考。所以，写作就是把生活的黄豆，泡成长着根须又有着翅膀的豆芽，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到你熟悉的生活中去吧。

草地：您觉得作为一名创作者，对于生活现象的一种亲历式的观察捕捉或者采风有必要吗？您现在还会经常去平原走一走，持续关注它的精神生态吗？

李佩甫：作家想要扣住时代的脉搏，离不开生活，这样才会对社会有比较鲜活且深刻的把握和认知。我每年都会到平原上走一走。并不为了写哪部具体作品，只是为了一次次重新熟悉这块生我养我的热土。当然，每每在写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下来走一走，重新理一理思绪，重新点燃自己，也顺手拾点什么。

草地：追溯历史、立足当下、写给未来，这是您文字世界的主动担负，您也一直强调文学的标尺，为什么？

李佩甫：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都是有价的，凡是没有实用价值的，都是无价的。一把椅子哪怕是金子做的，也是有价格的，但一个百米纪录、一首名曲、一幅好画，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实际用途，但体现的是人类体能、智能和想象力的极限。文学同样如此，它是社会生活的“沙盘”，是一个民族思维力、想象力的宽度和极限，对具象的社会现实没有实际的效用，但却是人类精神之药，可以滋润心灵。

真正的文学应是一个时代的标尺和旗帜，我坚持认为，文学不应是大众的附庸，而应是人类生活的先导。我们要有灯。